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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之名#第十三章民脂民膏进入现代以来,美国每一任民主党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几乎都要酿出大灾难!其破坏力比任何政治、经济恶势力都来得惊人。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米·卡特任内那几年。当时我在美国商会办事,商会一致认为,政府必须减税和裁减支出。可惜卡特总统和那个挥

#以书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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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民脂民膏

  

  进入现代以来,美国每一任民主党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几乎都要酿出大灾难!其破坏力比任何政治、经济恶势力都来得惊人。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米·卡特任内那几年。当时我在美国商会办事,商会一致认为,政府必须减税和裁减支出。可惜卡特总统和那个挥霍无度的国会不这么想,反而以为花钱就是振兴经济的不二妙方。那么,如果美国人民不知道花钱的话,天呀,那真是不识好歹!咱们的全能政府就会通过课税把你搜刮个干净,帮你花个精光。

  卡特和国会没弄清楚的,是误以为扩大支出就可以振兴经济。事实上,要提高整体经济生产力,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必须依靠投资。在这个世纪里,包括卡特在内的民主党总统总不明白这个关键问题,胡搞一气。就是因为卡特错误的经济政策,美国利率曾一度高达21%,使得投资活动奄奄一息,进而把整个经济拖进谷底。结果呢?美国一般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从1977年持续滑落到1981年。在卡特任内收入增加的,只有原属最富有的那1%人群而已,其他老百姓都尝到苦头。所以,每次我听到民主党说什么减税只是为富裕阶层图利时,就忍不住要出来放放炮。从卡特任内的情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增税的结果是一般老百姓遭殃,富裕阶级反而是得到好处了嘛!

  里根总统在1981年推动投资减税方案后,还有些人以为这又是为富有的资产阶级大开方便之门,拿劳苦大众垫底。不过我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晓得实情并非如此。试想:到底是手里拿着一柄圆锹,还是开着推土机,工作成效会比较大呢?很明显地,当然是运用机械功率大,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他能享有的好处就越多。同理,增加投资在重机械上,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到时,资本家和工人的报酬也随之提升。如此一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也就跟着增加了。正是这个鼓励投资的减税案奏效,美国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从卡特时代的年年下跌反向上冲,1982年到1989年共增长15%以上。而且所得增加的情况并不局限于少数阶层,而是从最穷到最富,各阶层大家一起来。1982年到1990年期间,美国经济也创下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增长,景气持续上升达96个月。

  

  勒紧裤腰带

  那种以增税来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难回头的不归路。政府出此下策,不外乎两点原因:第一,是为了配合总体经济目标,例如降低失业率、提升实际收入等。但是这种增税增支的做法,短期内或见成效,长期反而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实际收入未升反降。第二,政府预算的编制,常常被那些握有审核大权的政客作为操纵选票的工具。营私舞弊的政客对那些关涉民生的重大法案不屑一顾,反而汲汲于特殊利益团体。于是整个国家就变成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巴斯夏特所说的“至大虚幻之境。人人以邻为壑,借谋生路”。这就是为什么开支一旦增加,要再缩减回来就格外不容易的原因:每个行政方案中,都有些人得到好处,要拿走他的好处,就得跟其他人拼命。而哪个搞政治的要是胆敢倡言裁减政府支出,就一定会得罪权益受损的利益团体。他会收到一大堆抗议信函,说他“鼓动失业”、“危害人民利益”。这些人对于裁减支出可望在长期内增加就业、增进全民福利的好处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提。殊不知,若能摒弃一己之私,全美国都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利益。

  现在,这种由政府出钱的福利法案,大概有1400余宗。为了裁减支出,重新改造政府机构,人民也要放弃某些法案的补贴才是。因此,在政府退出的同时,社会上亟须救济的部分,就要由民间慈善团体来填补空隙。而民间慈善团体对民间疾苦更为了解,更晓得穷苦人家的需要是什么,因此民间团体所施予的救济,会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

  要扭转赤字问题,我们只要短期内勒紧裤腰带,就足以应付了:受政府担保放款的商人,必须放弃;受收购价格保护的农民,必须放弃;小孩享有营养午餐补助的妈妈,必须放弃;接受国家研究补贴的教授学者,必须转向民间企业或个人寻求支援;耗费政府拨款,却无人认同的“艺术家”,必须自己接受市场的考验;拿着政府粮票过活的穷苦人家,要转向教堂或地方慈善团体求助;接受政府补助的大学生,要么自己去争取奖学金,不然就先去赚够学费再回来念;那些结党营私,大搞权钱交易的政客,也该洗洗手,做些干净的营生才是。

  一旦政府资源进行再分配,那么各个层面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如果国家支出要大幅裁减,一定损及每个人原先享有的权益。除非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牺牲一点短期的小利益,否则,让每分钱花在刀刃上,并能发挥最大效能的长远利益就无缘来到。政府若能裁减支出,利率也会跟着走软,则整体经济生产力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并不只是让经济学家看着好玩而已,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经济增长率高,表示大家的生活水准也会跟着提升,我们的子子孙孙也都享受得到好处。只要我们现在愿意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得到收入大幅增加的回报。

  那么,如何才能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呢?很简单,就是政府愿意放手让民间部门去发挥所长。在提供奖学金、补助金、慈善捐赠、放贷等等方面,都可以由民间部门来做。只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民间部门就能循着稳健的商业道路,来进行这些工作,让全民一起分享其成果。

  

  课税制度

  要避免增税增支的政策,还有个法子:就是制定一种比较消极的课税制度。如果我们特意要创造出最复杂、最不公平、最具争议、最无效率又最让人民吃亏的税制,那么大概也就跟现在这一套差不了多少吧。我以前曾经参与过三个由美国商会、公民抉择会及传统基金会共同主持的研究,发现联邦政府不管对个人或公司的课税方式,实际上是不合理至极。

  目前我们适用的所得税法,其法源基础来自于1913年的第十六条修正案。但这套税制对我们整体经济,却只有深远的破坏效果而已。各位想想,如果因为某种“好”的目的,就能把你的钱剥夺一些,给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不能剥夺你更多,赐予更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只是那些亟须求助的穷苦人家、失业者和残疾人士,连那些无灾无病的人都会排队向你伸手。最后,那些期待不劳而获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成为政治上难以控制的难题。高举收入再分配大旗,原本是从公理正义出发,最后却演变成政治和经济问题。现在的税制拼命搜刮那些生产力强的人,再把钱转到那些生产力差的人手中,结果我们创造出一个靠别人纳税来过活的新阶级。那些“悲天悯人”的国家主义者还说得好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济贫穷而不得已,其实只是他为争取选票,鱼肉老百姓的借口而已。结果呢?造成整体生产力的低落,大家都没得吃!最后,正如沃伦·布鲁克斯所言:“以累进税率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结果还是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广大中产阶级却更纳不起税而已。”

  累进税制更烦人的,是那套复杂无比的报税规定。每个公民一年都得花一整天来报税,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花笔大钱请税务员、会计师来办理。这实在是够离谱的。而国税局的税务顾问又让人难以信赖,从那边得不到什么切实的帮助,情况奇糟无比。

  不管对安利公司或者我个人,这个税务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由于税务法规复杂无比,再加上一般人不了解安利公司的业务情况,我们老有些直销商跟国税局较劲。1982年,国会和国税局针对安利部分直销商大额扣抵项目展开调查,怀疑这些人加入安利,并不是老老实实做生意,只是想逃漏税而已。因此,国税局援引费用成本扣抵规定,来找那些经销商的麻烦。而那些直销商也的确是为了税额扣抵,耍了些小花招,我们认为此举有损公司整体形象,因此也积极配合国税局的查账行动,要求直销商不要再有这种逃税行为。

  但是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其实这还是一位以前在国税局工作的税务员搞出来的花样。这位先生自称是税务专家,扭曲既有税务法规,扩充解释相关法条,告诉直销商照此办理即可节税。有些直销商相信这套歪理,报税时果然罗列大笔扣抵额,结果不但自食恶果,也伤害了安利形象。

  如果我们的税制是采用单纯的单一税制,哪里还会产生这些麻烦呢?纳税人不必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寻哪些可以申报扣抵、哪些不行,那些税务律师也不会有机会在那儿信口雌黄,搞得大伙团团转。而且也没有那些暧昧的法条规定,让政府和人民胡乱引申,弄得大家各执一词。如此一来,逃漏税空间减少,国税局就不必有那么多查账员,让那些人发挥更大的生产力。我担任美国商会会长期间,就支持税制改革,呼吁把当时的累进税制改为单一税制,税率降低,但取消扣抵额的规定。数年之后,我在1985年夏天,列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税制改革听证会。当时美国那套莫名其妙的税制几乎已是病入膏肓,因此里根总统大力推动改革,希望让它回到正轨。我在听证会中指出,为了报税,全美国大概耗费300万人次的劳动力。国税局以93000人来课税、查账,而民间部门为此付出的人力成本,更是国税局的32倍之巨!虽然里根总统推行的新税制仍然保留部分扣抵额规定,结构上也维持累进税率,不过比起过去,那可是好太多了,所以我才支持这套方案。我认为最理想的税制,还是完全取消扣抵额的单一税制,但想归想,单一税制是绝对通不过国会那一关的。

  那时我在筹委会上还说,税务法规的制定,不该以影响社会或经济政策为目标。税法就是用来征税,能够尽可能公平、简单而有效地征到税,就达到它的目的了。同时,我更进一步强调,企业的盈余不该完全列为税基,理由是:第一,所谓“企业盈余”到底多少,很难搞清楚,为了这个数字,政府、企业两边又要动用一大堆的律师、税务会计师和国税局查账员,根本是劳民伤财。虽然里根的新税法最后也没能这么办,不过我认为它起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第二,不管你对公司怎么征税,最后都会转嫁到个人身上。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员工的工资会更低,众股东能分到的利润会更少。结果,所谓的企业所得税,最后全转嫁到个人,变成一种挂羊头卖狗肉、不为人知的隐形税。反观某些国外竞争厂商并不用负担这个税赋成本,或者税赋很轻,结果造成自由企业制度的扭曲和窒息。

  企业所得税只向那些有竞争力而且成功的厂商开刀,那些不知节约开支,差劲得不能与人一争雌雄的三流企业反而不必付税。那些成长快速、获利丰厚的企业,有朝一日进入世界舞台,跟日本或欧洲同业一比高低的时候,或许就会发现本国这套税法制度,正等着挖自个儿墙脚。而那些需要资金来运转的小企业,因为规模太小,不能公开发行股票向大众筹资。在这种资金来源紧迫的情况下,其盈余还要缴税,不啻是被勒紧喉咙。

  里根推动的税法改革采取了“盈余中立”的立场,也就是所有民间部门的税赋一视同仁,并不因为盈利多寡而有不同。虽然这个改革并未减轻美国人的整体税赋负担,但却让税赋变得更公平,而且也让税收征缴工作简单一些。

  里根在1981年提出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到1984年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民间部门各个阶层的边际税率都因此降低。到了1986年,税务改革法案再推出,最高阶层所得税率减少近半,由原来的50%降低为28%。但是,这难道是刻意讨好有钱人,而对低收入户苛刻吗?当然不是。因为减税效应,刺激了工商业的整体生产力,一方面维持国家税收不降低,另一方面使高收入阶层所负担的税赋,尽管适用税率降低,但缴税总额却仍然增加。1980年,美国前1%的高收入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9.3%,但到了1988年,也就是里根即将卸任前,这个比重增加为27.6%。由此可知,里根政府这种比较类似单一税制的改革,的确把一部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负担,由原来的中、低收入者,成功地转移到高收入者身上。

  那么下一步,就该是实施真正的单一税制才是。史提夫·福布斯在1996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提出这个政见。如果能够采用单一税制的话,不但让收税、纳税作业更简便,成本更低,而且也更公平。报税单只要一张明信片,填个三分钟就搞定了。各位知道我向联邦政府缴税的报税单是怎样的吗?总共1200页!当然,大部分美国民众不会像我这么复杂,但也够麻烦的了,一定要花费很多宝贵时间,才能完成国税局的要求,做好必须的书面文件。那么到底花了多少宝贵时间呢?根据詹姆斯·佩恩1993年出版的《昂贵的报税单》估算,全美国人民一年花在填写联邦税申报文件的时间,总共是54亿小时!各位,这个时间如果不是花在这个让人垂头丧气的事情上,而是用来做些更有价值的工作,一年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增加1590亿美元的产值。我们现在这个税务体系,逼得大家要依靠一大堆的税务会计师、税务律师,更别提国税局要养的那一大帮官僚了!简直是劳民伤财。各位想一想,如果这些学有所长、聪慧异常的专家们都能摆脱税务琐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工作上,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国会议员们真该好好考虑一下我朋友埃德·福伊尔纳的建议。埃德可不扭扭捏捏,他直言无讳地主张:“华府早该丢弃那套该死的税务法规,宣布延期征税,一直到他们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好!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那17000页的税务法规扔进华府最大的垃圾桶里,改行简单而且人人都懂的单一税法,不必再依赖那些会计师、律师或任何人的解释、帮忙。”对埃德所言,我非常赞同。一个公平的低税率单一税法,不必再有什么减免、扣抵等等繁琐的规定,也无需国税局四处盯梢,肯定是要比我们现在这个荒谬至极的办法好很多。

  一般美国民众大都不了解这些税务上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自己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如果有办法让他们清楚自己因此所受的损失,了解联邦税法的内在和影响,那么我们就能凝聚更大共识,说不定就可以赶走那些只知道收税来滥花的政客。各位想想,11月的投票日距离纳税的4月15日,前后长达半年,这难道只是凑巧吗?那么,如果规定在纳税日当天投票,情况会是如何呢?而且,各位也没忘记所得税预扣这回事吧?我们干吗要让政府从薪水里抽所得税呢?他们拿下钱,还不付一毛利息呢!就以11月1日为付款日期,开支票给国税局好了!

  就算能彻底改革税务法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地看紧荷包,不然政府仍会有很多邪门歪道的。

  第十四章

  苛捐杂税巧立名目

  

  过去几十年来,安利公司销售的维生素都装在简单的盒子里。后来,消费者商品安全委员会下令,要求我们在盒盖上要特别加上安全防护,以防止儿童开启。我们照办,不过也实际去调查,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结果发现我们的顾客根本不理这一套,对那个防止小孩开启的装置,他们也不用,就因为怕麻烦。那玩意儿一盒要多花五十美分,而我们每年要卖出几百万盒维生素。各位稍稍算一下,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何况不只浪费你、我的金钱,这类不合理的规定有时还会害死我们呢!

  我的朋友、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福伊尔纳曾批评《有毒药品保护包装法案》弊大于利,他说:“理由很简单。很多病人年老体衰,在危急的时候开不了瓶盖,得不到必要的救护。”有位药剂师告诉他,很多老年人不懂得怎么开启那些经过特殊处理的药瓶,有人还动用钳子、锄头、螺丝刀或是开罐器来开药瓶,有一位就直接用脚踹了。另一位老太太则说,她七岁的孙女比她还会开药瓶。也许,那个法案该改名叫“适当包装保护法案”,如此才能名副其实。

  美国政府决策之际,常常没有远见,忽略掉一些间接的后果。用他们来说明“意外后果”的法则,可是再好也不过了。情况常常是,政府为解决某个小问题,结果又衍生出新的问题。比方说,之前儿童保护机构要求儿童睡衣一定要使用防火质料,结果后来才发现那种经过化学处理的布料有致癌的危险。正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外头正吵着联邦强制汽车安装安全气囊的规定是否恰当。事实上,安全气囊那个类似爆炸的力量,对于瘦小的成年人、儿童及怀孕中的胎儿都有生命危险。

  其实,每个人都会比一个远在天边的政府官员更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为此付出的成本一定比政府低。可惜,这点道理,美国政府就永远搞不懂。于是,我们的社会就被这些层层昂贵的保护法律、规定所包围,大伙要先缴税支持臃肿的政府机构,再花钱让他们去设一些法,然后再以高于必要的成本来执行这个毫无生产力可言的法。如果那些保护、管理法规都有价格标签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消费者看了之后会说:“算了!我宁可去碰运气。”而那些管理法规,则类似课税般的扭曲变形。政府认为那些管理法是为防止商业伤害民众,但事实上,它只会使商业不能“帮助”民众。不管是个人或商家、企业,大家都受到许多毫无用处的法规、条文限制,结果必然使整个经济窒息了。有几百万人民原先可以从事有价值的工作,创造更多财富的,结果却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掉。商人原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以更低成本达到更高的服务上,但政府官僚却不肯让他们好好做事。商家每年得花许多时间填写那些一无是处的表格,跟政府机构吹胡子瞪眼,结果双方什么好处也捞不到,既没发挥生产力,也没创造价值,却付出了高昂成本。

  对于繁琐庞杂的法律规定可能带来什么危险,詹姆士·麦迪逊早就提出警告,可惜美国人忽略了他的睿智:尽管法律是为众人所设,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法律条文如果多到让人看不完,且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那就没什么用处。如果法律条文在公布前就一再修改,甚至推翻、撤销,那么即使今天有人晓得那些法律条文是怎么回事,到了明天却谁也不敢肯定。

  那么,跟层层管制的法规比起来,美国人在纳税上的负担又是如何呢?平均算来,如果从每年1月1日开始,我们每天工作所得都缴给政府作为纳税之用,那么以190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人平均只要从1月1日干到1月31日,给政府的税就缴齐了,再来的11个月就是为自己工作,所得全归自己所有。再过23年,到1925年的时候,人们得做到2月6日,才能尽完纳税义务。接下来就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推出许多公共建设方案,因此30年代中这个完税日又往后推至2月13日。以后的15年里,完税日又持续向前延伸,表示我们纳税的数额有增无减。到了1945年,我们从1月1日干起,要为政府白打工到4月1日愚人节。在那15年里,美国人民平均纳税负担几乎是增加了一倍。再经过30年,到了1974年的时候,完税日终于进入5月。等到布什担任总统时,美国人完税日只增加一天,从1980年的5月1日,增加为1988年的5月2日。而克林顿任内,完税日时而提前时而延后,算是约翰逊总统以来变化最大的时期。1992年,美国人民完税日缩短到4月30日。不过到1997年时,我们却得为政府工作到5月9日,之后才算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用完税日的方法,还不足以概括联邦政府带给美国人民的负担。从1865年以来,尤其是193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以后,层出不穷的法律限制就让整个美国元气大伤,商业活动束手束脚,使得美国难以在全球市场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联邦政府那些法律规定到底造成多少损失呢?罗切斯特技术学院的托马斯·霍普金斯研究推算,全美遵守联邦法律的成本在1995年,大约是668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耗费7000美元,比他们缴纳的所得税平均额还要高出1000美元。这样还不算最糟呢!因为霍普金斯的研究,只撷取那些已经确实完成的事例,对于一些新法规的调整修正,还没包括在内,因此这个数值还是低估了。如果把霍普金斯的估计值再加到纳税负担上,美国人大概一年到头都得替山姆大叔做苦力才行。

  联邦法律不但让大企业处处受制,连一些家族企业都难逃掌控。我们安利公司,对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注意。因此,当联邦政府在1979年对佛蒙特州的家庭编织业者找麻烦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当时美国劳工部长是雷·马歇尔,由卡特总统指派任命的。马歇尔部长派了几位官员到佛蒙特,发现一群妇女从事编织毛线衣、围巾及滑雪帽的工作,但却没有加入工会。因为这些妇女的编织是销售图利的,而没有加入工会,很可能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中某些奇怪的规定。根据那些规定,有七项商品,包括编织毛线衣等,家庭业者不得与有工会组织的企业竞争。

  后来,里根上台,任命新的劳工部长,随后就废止了那项规定,最后是那群编织的妇人赢得最后胜利。不过,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法规带来的大问题。光是一群妇女在家里做些手工业,有什么不可以呢?像这么有价值的活动,联邦政府又何必去禁止呢?

  这正是政府法律强势侵犯其他主权“领域”的例证(我再次借用亚伯拉罕·库伯的说法)。这可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早在1840年,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比较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古老的欧洲政权时,就讨论过个人及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的权威不只扩张侵入每一个领域,而且已经到了任何现存的权力关系都难以约束的地步。更甚者,政府威权进而侵入至今为止一直是保留给私人的独立空间,过去许多不必受到公共管辖的活动,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却都要接受那种控制。而这种情况,还一直在增加。

  这段话形容1998年也无不可。太阳底下的确没有新鲜事。不过托克维尔继续说道:对只是治理全体人民,我们的统治者明显还不满足。他们好像都以为,对于所管辖的任何活动及个人状况全要负起责任。似乎生活中任何事件和每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指引和领导才能确保众人的幸福。事实上,那些幸福根本跟统治者是否同意无关。另一方面,大众也越来越习惯仰赖最高权力单位的指导,任何需求都希望有它的帮助。人民的眼光紧紧盯住政府,把它看作导师。

  从政府行政措施来看,他们好像以为所有的美国人民全跟草菇一样有“群体智能”。而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有时候人民的确是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这种无所不在的管理方式却常常导致秩序瓦解和行政无能。在华盛顿那么遥远的地方,也许连问题都还搞不清楚,但决策却是他们做的。事实上看似松散的社会结构,其实更能对症下药,因为那些作决策来解决问题的人,往往是最接近事件核心的。

  在批评美国政府不该有无谓的干预措施之后,托克维尔写下对美国人民的忧虑:这些人领导的政府“不会搞破坏,但却有碍生存;没有暴虐举措,但却带来压制,使整个民族失去活力,让众人昏昏沉沉,奄奄一息。到最后,(人民)只是跟胆小但勤奋的动物差不多,而政府却成了牧羊人”。

  第十五章

  邦基永奠

  

  几十年来,我耗费了极大的心力,才把保守的经济、政治观点和我对基督教的信仰合而为一。我相信宗教的绝对权威,并让这个信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许有人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不能认同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很多人对商业一知半解,甚至由于存有错误概念而导致不信任。1985年,专栏作家刘易斯·拉帕姆曾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缺乏道德!资本家除非有钱能请到人来歌功颂德,否则他绝不会相信任何事情的。”照我的看法,他可是错得离谱。很多人以为,资本家跟基督徒是水火不容的,然而我却认定,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正是要由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来体现才最恰当。成功的企业家,虽然不是每周都去教堂,但也会明白,如果他欺诈、贪婪、自私而且懒惰的话,是绝对无法常保繁荣的。

  有些企业会基于道德上的考量,宁可在财务上吃点亏,安利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比方说,尽管很多财务专家都建议我们,工厂应该一周七天不停运转,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资本,但我们一直坚持在星期天关闭所有设备。因为理查和我都接受上帝每周休一天的观念,如果我们要求几千名员工星期天还工作,那就太虚伪了。每周一个星期日,不只是让我们可以敬拜上帝和获得休息,也能在百忙之中,有时间跟家人、朋友相聚。决定在星期日休息,虽然要付出代价,但从更宽广的层面来看,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还是会得到很大帮助的。遵循伦理道德的传统,不管是心灵上还是物质上,都会得到回报的。

  而唯有在自由社会中,物质上的成功才能惠及每位成员。自由是一个道德概念,如果我们决定秉持伦理观念经营安利,那么我们所强调的道德规范,就是能够带领社会走向自由的信念。

  很多人都很惊讶,理查跟我在安利直销商会议上,竟然会提到目前道德水准下降的话题。在这个日益排斥传统信仰和伦理道德的社会中,我们在安利会议上所宣扬的道德法则,饱受外界指责。我们创建的安利事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家人得到温饱,以及追求其他有价值的理想。

  任何人都可以经由安利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但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安利,还是其他什么公司,只有在讲求道德的自由企业体系中,才能获得最大成就。那些政治上的左派分子,一门心思想打压自由企业体系;而宗教上的左派分子,也始终不了解资本家怎么也会有一颗同情的心,并乐于遵从伦理道德。

  从70年代起,我们开始有更充裕的财力支持一些保守的政治组织,包括共和党和其他几位政治人物。这样的做法让不少自由派觉得相当困扰。我们之所以支持保守阵营,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已。在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中,独立自主的企业经营方式竟然会濒临灭绝,理查和我都要誓言全力维护它。当然,有时候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和政府最高层角力。

  第十六章

  永远的共和党员?

  

  1981年,里根接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以为未来几年内,政府对企业的不当管制应该会放松许多。遗憾的是,当时里根政府提出的许多计划都被国会破坏,许多保守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成果。到了1982年底,许多不当法规还是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各个产业的企业仍时时要填那些复杂的单据、表格,要配合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法规限制。虽然当时政府的态度终于有点改善,但企业还是被迫要跟同样束手束脚的制度打交道。

  在里根政府期间,这种法规对企业的限制,在程度上的确比以前要缓和许多。我在美国商会演讲时曾提过,在卡特政府时代,新法规一周以一千页的速度颁布,也就是一年五万页。这种速度就算是靠打官司维生的律师都要大喊吃不消。不过到了里根时代,新法公布的数量一周就只几页而已了。

  在跟民众沟通保守政策方面,里根政府也做得相当好。大众普遍认为里根的办法是以往危险经济政策的解药,因此1980年民众首次接受里根,1984年又投下选票让他连任。虽然里根任内还是没能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但他也让美国民众普遍认识到这个危机。

  里根虽然没有利器对抗赤字,但他很了解以债养债,利用借贷来刺激经济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年国会能配合他,支持他的做法,我们的预算赤字或许可以缩减,让财政更为平衡。

  到了1984年底,里根第一届任期内,美国的企业家共开创了63.5万家新公司,这个数字不但是有史以来最高,与1980年前届相比更暴增19%。那年里根发表演说指出,“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正等着我们。我们只需要相信自己,让男男女女都有信心、勇气和憧憬的自由,就能建立起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美国人民受此行动哲学的鼓舞,信心无比,果然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而当时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反对派所宣称的仅限于高收入人群而已。1984年,因投资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益,即刻落实到中低收入户,让该年度的贫民指数降幅创11年来最大。美国普查局报告指出,当年度收入低于贫民水准的人数,大幅减少了180万人。由此可见,里根政府的政策同样照顾了低收入户。另外,《底特律新闻报》的报道也表明贫民人数的减少,这“更是里根政策有益的充分证据,显示对抗贫穷最有效的,不是社会支出而是经济增长”。说到这,你还会怀疑我为什么这么支持里根吗?

  

  拜会总统

  理查与我第一次跟罗纳德·里根见面,是在他1980年参选总统的时候。当时里根正力争党内初选出线,因此他特别到加州棕榈泉市拜会前总统福特。会谈中,福特提到理查跟我,并叫里根跟我们两人碰面。因此在新罕布什尔州党内初选之后,助选团的比尔·凯西就打电话给安利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约翰·加特兰,请他安排我们到洛杉矶,到里根的办公室跟他见面。

  理查与我一见到里根,印象就很好。在历经7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士气低落之后,美国人正需要像里根这样的人来重建信心。我们跟里根谈了好长时间,并鼓励他选择乔治·布什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黑格作为未来国务卿。后来他果然都这么做了。

  经过这次拜会,理查跟我决定组织一个独立的助选团,来支持里根参选总统。当然,我们不能动用公司的钱,也不能利用直销商来为里根助选,不过在私人方面我们使出全力为他摇旗呐喊。我们自己掏腰包为里根作广告,并配上我们的相片,在全美各地报上刊登,表示我们支持里根出马角逐白宫宝座。

  后来,我偶尔也会到白宫的椭圆办公室拜会里根总统。椭圆办公室是总统办公的地方,但格局却出奇的小。不过从它的室内装潢来看,一方面显露出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历史,另一方面也带有总统个人的品位色彩。在里根任内,椭圆办公室里头只简单排放几件家具。在里根那张很大的木制办公桌前面,摆着两个面对面的沙发,中间是一张桃花心木的咖啡桌。办公桌上看来井井有条,非常整洁,可见里根不常待在那儿。办公椅后头放着一个柜子,里头摆些相框和纪念品,就跟平常公司总裁办公室那些玩意儿差不多。办公室的窗子是防弹玻璃,还有厚重的绿色窗帘,从窗子往外望,可以看到宽广的白宫草坪。

  我记得,曾经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跟里根谈到领导技巧。一位海军制服的服务员送来咖啡之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那时候,里根发现他属下的报告往往跟真正事实有所差距,而我刚好不久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属下向上司汇报,往往会偏向他们自以为是的观点。美国总统和大公司的领导人,都同样会遇上这个问题。任何居于高位的人一定要有优秀且可以信赖的助手,但不管你的助手有多优秀,多值得信赖,还是必须保持情报渠道的畅通,你才可以接受到许多不同来源的消息。否则,我们就可能陷于孤立,无法取得合理一致而确实可靠的情报。如果稍不注意,在高位的人就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所操控、玩弄。我认为,报告中存在偏见是最常见的了,重要的是,要在发生问题之前就洞察先机。因此我对里根说,我的方法就是维持三个互相有关的情报来源,任何一方得来的消息,都要跟其他两个加以比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因此从这三个不同的观点,我就足以拼凑出实情到底如何,如此一来,也足够作出明智的决定了。

  里根大部分的政策我都很支持,不过偶尔我也要据理力争,以免他出错。在他担任总统三年后,有幕僚建议他,如果要达到裁减预算赤字的目的,最好要增税,他同意了。当时的美国商会主席被召到华府讨论这件事,讨论之后,商会主席也支持增税。我当时在商会担任执委会主席,对此我断然反对。于是我和汤姆·多诺休(我的好朋友,也是现任的美国商会主席)在商会里头说服其他董事成员,反对政府增税。不久,里根从空军一号专机上打电话给我,我们两个唇枪舌剑45分钟,来回争辩,他想说服我,说增税是不得不为,我也想说服他,希望再以裁减支出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结果我们谁也不让步。我想,要宣布增税,里根也一定很痛苦。不过他认为这种做法对整体经济最有益处。而我呢?同样也认为我的方法对大局最佳。

  

  下任总统?

  里根总统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他对于政府架构和行政上采取一种自制的方式及财政上勇于承担的做法,都让许多美国人怀念不已,希望能再看到像这样的一位总统。然而,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目前看来都没有这么优秀的候选人,能与美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沟通。

  理想的总统候选人应该坚定地维护低税率政策,削减不必要的政府项目支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他应该理解大幅减少政府管制的必要性,愿意关闭不必要且不符合宪法的政府机构。他应该是一位诚实、正直、在道德上决不含糊的人,一位忠于妻子和孩子的人,一位坚持自己伦理准则的人。他应该保护个人和家庭的自由,并且依照宪法,重新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和管理范围加以严格限制。而他一旦最终获选,也决不应动摇原则或背弃诺言。

  如果总统候选人合适,那么我并不介意他受哪一个党派支持。尽管我已经给共和党做出了巨额赞助,但我忠于的是原则,而不是哪一个政党。政党轮流上台,它们的纲领也会突然变化。每当选举日走进投票站,就会看到联邦、州、地方候选人的名字,而且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标签——通常不是共和党就是民主党。一般来说,这些标签都很有用,它们的功能与品牌或商标一样。不过有时候两党间的差异变得模糊,“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标签对选民来说,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有的共和党人会支持增加政府支出,提倡为福利国家而征税;也有一些民主党人主张限制政府职能,促进经济自由和增长。很明显,两党都有自己的某些政治倾向,但它们都不曾坚定不移地奉行一套不变的原则。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自认为“独立”于两党之外的美国选民在持续增多的缘故吧。两党间的差异越小,人们就越不清楚应该加入(或投票支持)哪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两党都不再旗帜鲜明——即使对党纲中的重要问题也不坚定,而且前后矛盾地采用对方的理念和说辞。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怪乎今天的选民投票不愿针对哪个政党,而是针对来自两党甚或第三党的候选人。

  当今世界有着两种政治理论在争鸣。一种认为政府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力,并且更多地管理我们的生活和物资,而另一种则主张政府应减少此类的权力。美国的两个政党应该分别代表上述两种观点。

  共和党和民主党中,哪一个会在将来坚持“低税收、小政府”的原则呢?看起来是共和党锁定了这一立场,不过他们的头面人物最近却也赞成提高税率、增加政府预算,并且支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一些自由主义政策。而民主党当前追随的是“大政府”的原则,但是该党却很可能会回归小政府、低税收的原则,那正是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和1932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坚持的政策。

  如果这要是成为现实的话,在密执安州亚达城的某个投票站,也许会有一个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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