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7日晚上10点，北京火车站显得异常热闹。

毛主席要在这里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正是：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周总理、朱老总、聂荣臻、黄克诚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的陪同，无疑证明：这是一场超高规格的迎接仪式。

早前，曾有人不理解：不就是一个起义了的前国军官员吗？就算他资格再老，毛主席也没必要亲自去接！

对此，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还叫别人去接吗？”一句话，让所有人无法再说什么。

此后，北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迎接程潜等湖南代表的情形。遗憾的是，火车站里另一个人的存在，似乎被各大媒体“忽略”了些。

此人名叫程星龄，他是程潜同族的弟弟，此次他是跟着大哥一起进京的代表之一。

程星龄比程潜小了18岁，论资历，他确实比大哥低了不少，但他也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和福建省政治顾问。而且，在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的起义中，程星龄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己也成了国军起义将领之一。

此后的中南海欢迎宴，程星龄也参加了。只是，与早前在火车站一样，他始终没有找到机会跟毛主席多说几句话。

直到全国政协开会的前一天，程潜匆匆由中南海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一进饭店，他就“神神秘秘”地拉着弟弟程星龄，告诉他：

“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一句话，把程星龄说懵了：谁是大同学，谁又是小同学？他赶紧问：“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程潜见他不懂，便大笑道：“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倒忘了他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明白大哥的意思，连连叹：“岂敢！岂敢！”

严格意义上来说，程星龄和毛主席从未同过班。毛主席原是湖南一师8班4级的，在学校属于“大名鼎鼎”的人物；而程星龄则是15班1级的，他当时才17岁。两人一个是高班，一个是低班。相当于，一个是学长，一个是学弟。

再三确认毛主席真的要见自己后，程星龄兴奋极了。随后，他做了一件让程潜没想到的事：

他打开从湖南带来的手提箱，拿出了一本小册子。看得出来，这本册子有年头了，纸张已经发黄，四角也有些破损了。

程潜凑近来一看，原来这是一本旧同学录。程潜翻开这本同学录，在第10页上发现了一个名字：毛泽东。他，惊讶不已。

程星龄见大哥如此惊讶，便又把同学录翻到第26页，指了指他自己的名字。细细算来，这本同学录已经保存了30多年。而程星龄早前，居然一直都没有跟他这个当大哥的说起过。

程星龄不说，当然是有原因的。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哥两个信息：

其一，自己年轻时之所以会珍藏这份同学录，是出于对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的敬仰。那时候的他，不可能预计到第10页上的那位学长，将来会带领中华儿女建立新中国。

其二，他这次之所以把同学录带到北京来，确实是想找机会给毛主席看看，但他又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怕有高攀人家之嫌。毕竟，人家现在是主席，而自己在起义前还是个国军将领。

按照程星龄的逻辑，如果主席此次没时间见他，他便准备把同学录带回湖南，不公开。但眼前，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程星龄便同大哥打商量：

“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呢？”

程潜与毛主席相交数年，早已引为知己，他赶紧说：“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

一本同学录，记录了一段历史。

程星龄原以为这只是他个人的珍藏，却不曾想到在接下来的见面中，这本同学录带给了主席多大的感慨！

对于那些老同学，世人记住了《沁园春·长沙》中的：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却鲜有人知道，那些让主席引以为傲的“同学少年”，很多都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是主席心里的一道伤。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正是1949年建国前夕的毛主席和程星龄的这次会面。这段尘往的历史，或许能让我们更了解湖南一师那群可爱的年轻人。

一：会面

很快，程星龄就带着那本发黄的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进入书屋后，程星龄开始细细观察。院子里没有字画、古玩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在路口摆了几盆无花果。进到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几部电话摆在一个茶几上。

这样的陈设，让程星龄很是惊讶。早前，他不是没去过国军高官的办公室，那些摆设可比眼前这些要讲究太多了。

毛主席见程星龄进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握住他的手说：“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午饭，我们好好谈谈！”

两人正式开谈前，程星龄便特意提到那本同学录，希望主席能看看。毛主席听说有这么个物件，赶紧表示：“带来没有，快给我看看！”

接过程星龄双手呈上的同学录，毛主席细细地翻看起来。也就是在这时，程星龄分明发现主席的表情，和刚才的满脸笑容完全不一样了。

他沉默了许久后，一边翻看，一边开始讲述他对哪些人还有印象。程星龄原以为，很多事只有他记得，不曾想毛主席的记忆力比他还好。

当翻看到老同学周世钊的名字时，毛主席凝重的脸色才舒展开来，他问程星龄：

“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吧（周世钊字惇元）？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呢？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当然知道周世钊，那是长沙学子的代表人物，他赶紧说：“惇元一直在我们母校任教，现为做了代理校长呢！”毛主席听到他这么说，马上表示要给周世钊写封信，要与他叙叙旧。

此后的谈话中，毛主席和程星龄说了很多事。但话题不管扯到哪，都始终离不开那些毛主席的老同学。

程星龄知道：有些人，有些事，主席从未忘记过。这些人，在当年的湖南一师，都是“风云人物”。

二：恰同学少年

1915年9月，长沙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城区各中等学校的传达室门口，被贴上了一张张“征友启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则“启示”都是不同寻常的：

一来，它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洋洋洒洒写了几百个字，全部都是古典文体。书法更是了不得，全都是兰亭帖体。一看，就非寻常人能写得出来。

二来，内容颇有意思，大意为：今国处危机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

三来，署名很有意思，落款为：二十八画生。同时，启示上还特意指出，如果谁有兴趣结识“二十八画生”，可以写信给第一师范附小的陈章甫老师，由他转交。

此事一出，自然引起了长沙师生的关注。很多守旧的“老夫子”们急了，当场就把征友启示给撕掉了。一些看热闹的学生们，则默默地猜测：这“二十八画生”是不是想借机找女朋友。

这样的猜测，可把湖南女子师范的马校长急坏了。他按照启示中的信息，找到了在第一师范附小教书的陈章甫，质问他：

陈先生，你怎么帮人做起找朋友、当媒体的事情来了！找朋友找到我们女子师范来了，这“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

陈章甫听马校长说完，笑了起来。原来，这寻人启示正是其好友毛泽东所写。

之所以会叫“二十八画生”，是因为“毛泽东”这3个字的繁体字笔画是28画。

见马校长不依不饶，陈章甫拍着胸脯保证：毛泽东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学生，目前正在湖南一师上学。马校长半信半疑，特意跑到湖南一师问校长武绍程。结果，一切如陈章甫所言。

这一年，毛泽东22岁，他太需要朋友了。两年前的春天，他考入湖南第4师范学校。同年秋天，4师合并进湖南一师，他被编入了八班。

他很穷，晚年的他曾回忆：“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里，总共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

他很渴望能借着“征友启事”，找到一些真正的朋友。很快就有五、六人前来“应征”做他的朋友，而后又有几十个人响应。从那时起，毛泽东的身边云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一个名叫“新民学会”的进步社团成立。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十几个年轻人想干什么、能干成什么。但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世道，该变一变了！

三：怎么能忘？

当这些年轻人，出现在长沙街头时，很少有人能说清：是什么让他们聚到一起。哪怕是到今天，仍然有近代史专家在讨论：

客观上说，他们真的很不一样。其中，有富家少爷，他们不用为生计担忧；有乡里来的穷酸秀才，一毛钱要掰成几毛来用。有年轻的“单身汉”，也有几个孩子的爹。

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确实成了朋友。

要扬这世间的浊气，就一定会有牺牲。这一点，年轻的毛泽东清楚，朋友们也很清楚。他们的命运，又都如何？

在这里，笔者只讲3位：

第一位，蔡和森。

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杨昌济先生的爱徒。杨老先生生前，曾特意写过一封信向友人推荐他们。他在信里说：

“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他说的“二子”，一为毛泽东，一为蔡和森。几乎从刚入湖南一师开始，毛泽东就和蔡和森成了挚友。

蔡和森出身书香，其母葛健豪，是彼时中国最有魄力的母亲之一。1918年，毛泽东生病，住进了蔡家的“刘家台子”。身体稍好一点，毛泽东便邀蔡和森一起去游历。

当时，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俩人身无分文，只各带一把雨伞，脚上各穿一双草鞋，就要出门。

蔡母追在后面喊：“你们身无分文，在外生活怎么过？” 兄弟俩回答：“我们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给人家送副对联，别人就会给我们饭吃的！”

是的，这就是当年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或许你会觉得，他们多少有点儿太不现实。但在那茫茫黑夜与荆棘丛生的时代，得一知己，路程再远，又有何惧！

此行，他们走遍了洞庭湖区5个县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游历让毛泽东受益终身。

此后的多年里，他们既是兄弟、亦是战友。1927年8月，又是蔡和森极力主张让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候补委员。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了解毛泽东！”这一举动，给了中国革命一道光。

1931年，蔡和森因叛徒出卖被捕，终年36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伤怀不已，他对人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都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友情最终延续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多年后，毛岸英和蔡和森之子蔡博，在苏联成了同学兼好友。一切似乎是一种注定，在那么多留苏孩子里，他们俩是关系最好的。

第二位是陈章甫。

陈章甫是浏阳人，比毛泽东小1岁，两人相识于湖南一师。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像是“偶像”和“小迷弟”。他对毛泽东的钦佩，是同学里最深的。

因为结婚早，陈章甫和妻子毛秉琴，总是时时照顾着毛泽东这个“单身汉”。平日里，夫妻俩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把毛泽东叫来。他们的女儿，更是直接管毛泽东叫舅舅。

后来，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的新房，也都是陈章甫夫妻俩帮忙布置的。可以说，当时两家人亲如一家。

1930年2月，陈章甫英勇就义，死前仍振臂高呼。终年，他才36岁。其妻毛秉琴便带着3个女儿，由长沙回到浏阳老家。自此，与毛泽东一家失去了联络。

此后，毛泽东曾无数次打听陈章甫妻女的下落，却始终不得。直到1951年4月，毛主席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的是一位名叫陈文新的女大学生，她正是陈章甫之女。毛主席高兴极了，他没想到章甫兄后人仍在世，而且这么有出息。

高兴之余，毛主席给陈家寄钱、寄物，更曾多次接见陈文新。

陈文新也确实是好样的，1959年她放弃在国外的高薪，回到祖国任教，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为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根瘤菌菌库。2001年，她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位是何叔衡。

何叔衡考上湖南一师时，已经37岁了，比毛泽东大了整整17岁。

他早年中过秀才，本来在乡里是有差事在身的，后来实在看不惯衙门黑暗腐朽，才到了长沙。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近40的男子，会为了心里的一个“梦”，放下家庭，和一群与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相知、相交。但这就是何叔衡。

与其他看上去阳光、活力的年轻人相比，留着八字须、永远穿着一身长衫的何叔衡，确实很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这群年轻人喜欢他，也不影响毛泽东欣赏他。

他办事从来都踏实地很，每次讨论问题讲到动情时，他又总是忍不住抹眼泪。因此，毛泽东便说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35年2月，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为了掩护战友离开，何叔衡纵身跳下悬崖。当时，他59岁。

多年后，毛主席提到这位老友，是这样评价的：“叔翁办事，可当大局！”是啊，一起经历风雨的同学，“何胡子”当然是值得主席信任的。

除了以上3位外，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还有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其中罗学瓒牺牲于1930年8月，年仅36岁；张昆弟牺牲在1932年，年仅38岁。

这些人，都没有看到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空。

尾声：

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每一次当中华民族到了危难之际，总有一群人会站出来。毛泽东和他们的同学们，正是这样一群人。

我们不知道看着程星龄带来的同学录，主席的内心有着怎样的苦楚。晚年的他，除了时时关照老同学的后人，很少再谈其它。

末了，附上《沁园春·长沙》全词。1925年的晚秋，32岁的毛泽东在去广州的途中，路过长沙，想起了那些老同学，写下了它：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曾记否？当年那些可爱的年轻人，给了中华民族一个希望，并让那个希望变成了现实。